陆丙甫

摘要：面临英特网和信息时代的挑战，汉语的书写格式需要进行某些改进，以增强使用效率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采用分词连写的格式。分词连写实际上是标点符号功能的深化和延伸，它可以增加书面汉语的语法信息。如同标点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阅读效率一样，分词连写在提高阅读效率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由于现行汉语书面格式严重缺乏语法信息，反映语法信息的分词连写能获得极大的边际效应。根据汉语的特点，汉语的分词连写可以创造性地采取多种形式。

关键词：文字改革；语法标记；文字效率；语言市场；对外汉语教学

一、优化汉字 汉字对网络时代的应战

当今世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球村的发展，英语也以空前的速度扩张着它的地盘。英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事实上的共同工作语言。特别是因特网普及以来，英语进入亿万网民的日常生活，扩张的速度更快了。这对于汉语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字使用领域（包括国际领域）的限制，意味着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削弱，这对于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人口上的民办第一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事实。靠自我封闭来自保，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积极的应对策略，除了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以增强综合国力，从根本上增强汉语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价值外，也应该包括汉语自身的优化，使之成为更方便有效的工具。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汉语都存在优化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讨论书面语，主要是汉字文本的优化，因为这是汉语中最迫切需要优化的领域。

在讨论文字的优化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衡量文字优良、有效的标准。

二、文字对语音、语义和语法信息的表达

理想的文字，对语音、语义、语法三方面的信息都要适度地表达，才便于阅读。

文字必须表达语音信息，这一点不难理解。语音是语言的物理基础，世界上任何发达的文字都离不开表音手段，绝大多数语言都采用表音系统的文字。汉字虽然以语义信息丰富而著称，但是表音仍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拼音文字并不仅仅表达语音和通过语音间接传达某些语义、语法信息，绝大多数表音文字或多或少采用一些额外地专门标记语法和语义信息的手段。

语法信息的表达，主要有标点符号，用大写字母表达专名等等，以及分词连写。此外，有些语言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如用阿拉伯数字表达数词。其他例子包括：英语、法语用隔音符号表示紧缩（I’ll，can’t，c’est），德语用首字母大写表示名词，日语用平假名表示虚词、词缀，而用片假名表示西方外来语。

文字中语义信息的直接表达（不通过语音这一中间环节），典型的例子有汉字的义旁。大部分拼音文字或多或少有一些分化同音词的特殊写法。如英语中no，know；new，knew；I，eye；right，write的分化。法语有大量不发音的辅音字母。这些也都可归入这个范畴；虽然它们来源于历史音变，但现在确实起着区分同音词的作用。

当然语音、语法和语义这三者的界线不是绝对的，如标点符号，虽然主要表示句子这种语法单位的界线，但是也反映了语音的停顿。形态丰富的语言，表示形态的语音也直接传达了语法信息。语法标记和语义标记也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分在于专门的语法标记区分整个语法范畴，而专门的语义标记则只区分个别的词语。

三、适度表达和边际效应

任何方面的书面表达要适可而止，并非是越精确越好。首先，因为精确是有代价的。太精确的表达会使文字十分繁琐，不便使用，例如用精密的国际音标作文字，就并不合适。

其次，每种手段都有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任何方面的表达，开始采取的一些手段往往是十分关键而有效的；往下的精密化，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而过度的精密，则会导致这样一个消极的后果：太多的次要信息反而掩盖、模糊了主要信息，成为干扰和累赘。如在具有元音和谐律的乌接尔－阿尔泰语言中，元音负载的信息量并不大。如果都表示出来，反而会使辅音不那么凸现了。因此那些语言的文字往往省略某些很容易恢复的元音。

像英语中no，know；new，knew；I，eye；right，write这样的分化，虽然用于少数常用同音词能在提高阅读效率方面发挥极大的边际效应。但是这种手段只能因地制宜地偶然用用，普遍地额外分化也会物极必反走向反面。英语这方面已经过分了。因此就有教育界相关人士主张要改革英语的拼写，使之回归到读写一致的原则上，以减少英语的拼写困难。但是毕竟人们阅读文字的场合远远多于书写，因此拼写的困难难以抵挡阅读的方便而构成改革斩足够动力。此外，由于文书软件具有自动纠正拼写错误的功能，现代英语的拼写困难更不成为问题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英语的拼写毫无改进的余地和可能。事实上拼写格式的过于纷繁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阅读。

总之，理想的文字，应该是语音、语义、语法三方面都根据边际效应适应地有所表达，而不应该有任何一方面被完全忽视或过分的精密化。

生物学告诉我们，能够对多方面的刺激进行粗略反应的生物体比只能对少数刺激进行精确反应的生物体，具有更强的自下而上适应能力。这可以说是大自然对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的自觉运用吧。这对我们研究文字的改进也有启发。

四、分词连写可消除歧义

汉字的情况是，语音表达（音旁）不精确，语义表达（主要指义旁）也不精确，如“木”旁的“板”也可以表达金属板。但是由于边际效应，两个不精确相结合，效果尚不错。并且，汉字语义表达虽不精确，但极为丰富。因此，汉字虽然难学，可学会后的阅读效率从整体上看，是很高的。在词汇识别的层面上，可能比基本上纯表音的文字系统还高。

汉字的缺点是几乎没有专门的语法信息。极个别的例子是发音相同的语法后缀“的、地、得”在“认真的态度，认真地学习，认真得使人佩服”中分成三个写法，以区分定名、状动和动补结构。

汉语的缺乏语法标记，同汉语缺乏显性语法形态也有关系。历史上书面文字中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上世纪初，引进了标点，大大增强了书面汉字的阅读效率。我们今天不需要像古人那样为学文章而“十年寒窗”，标点符号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设想我们的文章仍然不用标点，小学生学会看文章恐怕至少要多用一两年时间。更重要的是，标点符号使我们日常阅读怕效率大大提高了。

但是，标点符号提供的语法信息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能表达句子界线、句子类型等粗线条的语法信息，主要解决的是句子间的大停顿、大节奏，基本不管句子内的小停顿、小节奏，无法表示词语界线、词语类型等更具体的语法信息。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分词连写而进一步增加汉语书面语的语法信息。首先，这能解决许多歧义问题。如“美国会通过某法案、台湾国中学生、一个半劳动力”等歧义格式，可以通过分词连写轻而易举地分化成“美国会 通过 某法案/美国会 通过 某法案”，“台湾 国中学生/台湾国中学生”和“一个半 劳动力/一个 半 劳动力”。事实上可以说，分词连写是标点符号功能的深化和延伸。

此外，当代汉语由于外来新词语的大量增加和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也使分词连写越来越成为必要。

先谈外来新词语的影响。当代汉语中由于外来语和其他新的表达大量增加，更需要分词连写。例如现在用“的士”翻译taxi（出租－汽车），后来又省略成“的”，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复合词（如“打的、的哥”）。可是“的”是一个常用虚词，用它来表示出租－汽车就会引起许多误解，比如，2000年2月20日的《北京晚报》载有“可敬的哥争分夺秒送病人”。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分词连写消除歧义。

这当然是个特殊的例子，可是因外来词语中汉字的用法不明而不同程度上增加了阅读困难的情况是很多的。随手举几个例子，如“美军称叙帮助伊军与联军抗衡”，这里的“叙”表示“叙利亚”，可是对于某些汉语水平不高的人，很容易把“称叙”看作一个类似于“称许”那样的动词。

用汉字音译外来语往往会因为汉字原有的意义而引起误会。记得我中学时看到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以为皮格马利翁是个叫皮格马利的老头。很多年后才知道“翁”是Pygmalion最后两个字母的音译。两种理解，通过分词连写就可以分别写为“皮格马利翁”和“皮格马利 翁”而得到分化。

从前有个“专名号”，现在一般只用在古籍中，白话文中不再使用。在专名相对稳定、增长不快的前改革开放时代，专名号的确不那么需要。但是现在随着国际交流的飞速发展，音译外来新专名也心事猛增，专名没有标记就不很方便了。使用分词连写，至少可以明确专名跟一般词语的界限，增加其可辨别度。

外来译名短的话问题还不大。如果一长，就会使读者有不知何处结束的判断麻烦。前面所说“皮格马利翁”的问题，就是因为不知这个专名究竟是到“利”还是到“翁”结束。从前看俄国小说，颇为俄国人名之长感到困扰，加上俄语中同一个人又有爱称，尊称等别，常常一本小说走马观花地看完，对其中一些人物的名字却稀里糊涂。好在俄国人名以“斯基”“也夫”等收尾的比例颇高，还起点标记作用（幸亏“斯基”没有音译成“司机”或“死机”）。

再来看看结构复杂化的影响。如“性”，既可以是表示“性质”的后缀，又可以是表达“性别”的前缀，而且这两个用法在当代汉语中越来越多；因此“创造性功能、全国性科学会议、临时性娱乐服务税、一次性服务”等歧义表达也越来越多，需要用分词连写加以分化。

英语的comtext-insensitive通常翻译成“语境不敏感”就可以消除误会。现代科技文章中，这类“压缩”结构越来越多，如“成分统辖（在成分上统辖）、经济导向（以为指导方向）”“教育界相关人士（跟教育界相关的人士）”分词连写在这方面至少可以提高理解速度。

上述歧义现象，在一般文体中，因出现率不高而问题不大。但是在法律文件中，这样的歧义会导致严重后果；在学术文章中，由于新术语多以及语句结构复杂（特别在译文中），也会严重影响阅读、理解。

五、分词连写还能区别一些微妙的意义差别，使我们的书面文字更加精确化。请看下面的例子。

不讲理＝蛮横； 不 蛮横≠讲理

好 不讲理＝好 蛮横 好不 蛮横≠好 讲理

为什么褒义的形容词“讲理”受到“不”的否定就表示它的贬义词“蛮横”，但是贬义形容词“蛮横”受到“不”的否定却不等于它的褒义词“讲理”？原因是前者的“不”相当于英语中的否定前缀dis-或un-；而后者的“不”却是一个独立的否定词，所以，再前加一个表程度的“好”时，前者的“好”和“不”是分开的，而后者的“好不”构成一个复合词，仍然是“好”的意思。于是，“好不讲理”等于“好 蛮横”，而“好不 蛮横”却仍然是“好 蛮横”的意思，并不等于“好讲理”。书面格式的区分，可以放大我们语言心理上的微妙感觉，使其更加明确化。

因此，在不存在歧义的场合，分词连写也能提高阅读效率，因为这可以提供起码的语言结构信息。分词反映了汉语的节律，而汉语的节律含有丰富的语法信息。例如，歧义的“复印文件、测量仪器、筹备经费、运输箱子”，作名词时只能省略成2－1节奏的“复印-件、测量-仪、筹备-费、运输-箱”，作动宾结构时只能省略成1－2节奏的“印-文件、测-仪器、筹-经费、运-箱子”。在汉语中，2－1节奏大量用于偏正式复合名词，而1－2节奏则可大量用于动宾短语。

由此可见，汉语虽然没有像西方语言那样比较明确的词类划分和显性语法标记，但是她的节奏往往反映了一定的语法结构类型，在汉语中具有相当的语法意义，是汉语表达语法信息的重要手段。分词连写直接反映节律形式，因此也可以传达很多的语法信息。

当然，2－1节奏的也有动-宾短语，1－2节奏的也有复合名词。这些，也同样能通过分词连写得到反映。请看下面的表格：

1－2节奏，2－1节奏

偏正复合名词： 副-经理， 复印机

动-宾短语： 印 文件， 赞美 他，

同样的三音节结构，至少有以上四种不同的写法。注意，虽然副-经理和复印件都是复合词，但内部结合的紧密度是不同的。这不仅反映在内部容许的停顿大小不同上；并且，副-经理中的副有一定独立性，如“（我这个经理是）副的”，而复印件中的件却没有任何独立性。分词连写能够反映这类细微的语法差别。

其实还有第五种写法“XX-X”。如果要利用这个格式的话，不妨保留给结合比动-宾紧密，但却比复合名词松散的方位结构，如“天空-上”。

同样，四音节结构也可以得到多元分化。

2－2 1－3 3－1

名词性： 政治制度 太-皇太后 研究生-院

动词性： 阅读 书报， 吃 年夜饭 拜访过 他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太-皇太后”和“吃 年夜饭”都是1－3节奏，“研究生-院”和“拜访过 他”都是3－1节奏，但是每对组合内部两部分之间的结合紧密程度是大不相同的。用不同的连写方式表达至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诵读的节奏舒缓，而正确的诵读有利于正确的理解。例如，“太-皇太后”不是“太皇”加“皇后”，而是比皇帝的母亲“皇太后”高一级的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这样的写法可以帮助理解和避免误解。

五音节的复合词，多数可分解成“双音节加三音节”或“三音节加双音节”的词组。宜于看作复合词的主要有1－4节奏的“副-总工程师”等和4－1音节的“古生物学-家”这些复合名词。这些长词语宜于连写是因为其中的单音节依附性很强，缺乏独立性，不能单用。可是全部连写又显示不出内部结构，所以加一短横比较好。当然，副总-工程师和古生物-学家也是可供考虑的选择。

汉语中虽然双音词占绝对优势。但是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也不少，五音节的也有一些。将这些三音、四音和五音的词连写，发挥这些连写模式在特徵上的边际效应，可以相当程度上增加书面文字的语法信息。

汉语节律包含丰富语法信息这一特点，还有一个表现。在“制币厂、造纸厂”这样的结构中，如果把其中的宾语改为双音节，同样的“动-宾-名”顺序就不再适用了，1－2－1节奏的“制-纸币-厂、硬纸-制造-厂”非要改成2－3节奏的“纸币-制造厂、硬纸-制造厂”才行。“电影制片厂”的意思是“制-电影（片）-厂”，也是非改成“电影-制片厂”才行。这里面有很深刻的道理，反应了人类信息处理机制的一些自然节律。分词连写使文字能更加适应我们天生的信息处理机制，从而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

语言节奏反映我。能够正确反应语言节奏的文字形式必然能提升我们理解文字的效率。例如，大数目中的数字如果没有间隔地挤在一起，比方说892456538593，因很难一目了然判断位数而无法一气读出。如果写作892，486，538，593，由于同汉语数目表达体制四位一段的内在结构不一致，仍然不够方便；大多数人仍然要点一下位数才能读出。真正反映汉语内在结构的写法是8924，8653，8593，其中两个间隔分别表示“亿”和“万”。8924，8653，8593，也就是8924亿8653万8593，这才是一目了然的表达形式。这个例子说明正确反应语言节奏对于迅速理解的积极作用.

从长远看，增加了分词连写的汉字书写系统，必将因为添加语法信息的边际效应而提升阅读效率。当然，由于习惯的作用，可以预料在开始实施阶段，许多人会有不适应的反应。某些人士担心分词连写会因为字间空间的增加而妨碍阅读连贯性而增加阅读时间。这里就有习惯的问题：一开始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如同人们对标点符号的适应过程一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调整空档大小来弥补。我看到的一些汉字分写材料，空格似乎都偏大了，大的相当于一个汉字，小的也有半个汉字。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理论》，是全书采用分词连写的第一本语言学专著，其中的空格也相当于1/2个汉字，看上去就嫌大了。个人觉得至少要小到1/4个汉字，读起来才不会有明显的不适应感觉。

某些人觉得这样写起来太麻烦。其实，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书面文本，既然人们阅读远远多于书写，显然分词连写所带来的使得远远多于麻烦。权衡得失，还是可取的。

此外，除了分词连写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印刷手段来增加文字信息，如斜体和黑体字体或其他字体的使用。半连写除了采用短横外，还可以采取“·”或隔音符号“’”，斜杠“\”或“/”，以及其他符号，从而同短横分工，使各自的分工更明确。这在语义信息丰富的汉字中，也许是并不那么迫切的锦上添花，但是对于拼音汉语来说，也许是很重要的。下面一节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

由于汉字语义信息丰富，虽然难学，但一旦学会以后，阅读效率并不比其他书面文字低，甚至可能更高。我们相信，增加了分词连写所传达的语法信息的汉字，将成为一种阅读效率更高的书面文字，并因此而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如同标点符号的使用，不但方便了读者，而且也推动了写者的思维明确化、精确化一样，分词连写的使用，也将会有促使书写者思想更明确、更精确。

六、关于拼音汉语

语义信息的丰富虽然是汉字的一个优点，但是也有将此优点滥用而起反作用的场合。例如，在翻译外来专有名词时使用汉字，就是如此。汉字的表意功能或多或少会干扰甚至歪曲我们的理解过程。同一个美国总统布什，在台湾和香港分别翻译成布希和布殊，假设翻译成“不是”，那又会是什么结果？狰狞的艾滋病如果译成“爱滋”，就使人下意识地把他同爱情联系起来，似乎也不那么狰狞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在这些场合，不仅是“杀鸡焉用牛刀”的浪费，而且可以说是“画蛇添足”而过犹不及。这方面，如果采用拼音转写，就可以避免望文生义产生的误会。所以外来专有名词，还是采用拼音转写比较好；既可避免望文生义的误解，又凸现了作为外来语的语义特征。

又如一些虚词，本来没有具体意义，用象形汉字也是浪费，不如干脆用拼音，不仅省事，还突出了特征。日语用汉字表示实词，平假名表示语法助词，一般认为这种区分极大地提高了日文的阅读效率。群众手书中用d代替“的”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和流通性，很值得参考。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谈谈汉语拼音化的一些具体问题。

不管汉字如何改进，它在某些方面的应用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人人能发的ki音，就无法用汉字表达，可见汉字在表音方面缺乏灵活性、适应性。又如电子邮件中，汉字的传送和显示常常有麻烦，即使是对中文电脑很熟悉的人也会有困惑。因此我们也可以考虑在汉字使用不便的场合，发展比较成熟的拼音汉语。

众所周知，用汉语拼音表达汉语的一个问题是同音词导致的歧义太多。鼓吹拼音化的人士往往解释说在一定上下文中歧义基本能够消除。争论的双方似乎围绕着拼音汉语的可能性方面，而忽视了效率问题。实际的情况恐怕是，绝大部分同音歧义确实能通过上下文消除，但那付出的太大。这代价就是大大降低了阅读速度，因为需要边读边猜。当然汉字书写也有歧义。因此，精确地说，是比起汉字来，汉语拼音消除歧义所需要的上下文长度大大增加了。

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因为文字不仅有一个能不能看到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看起来效率高不高的问题。我们决不能无视汉语拼音阅读效率低的事实，不能用“根据上下文就能看懂”来敷衍。须知文字仅仅能看懂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能轻松地看懂，要有效率。以往提倡汉语拼音化的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比起方块汉字来，拼音汉语的语义信息含量大大减少，但作为补偿，它的语音信息更加丰富精确。不过，这显然还不足以完全弥补它语义信息的大幅度丧失。弥补的方法之一也许是通过各种范式的连写来增加语法信息。

为了提高汉语拼音的阅读效率，可以适当地采用一些常用词的“定型化”。如从前北方话拉丁文字把“打、再、陕西”分别写作daa、zaai、Shaanxi以区分于“大、在、山西”（邮政部门现在仍然沿用Shaanxi这个写法）。定型化主要是增加语义信息。只要有几十个最常用的词得到定型化，必将由于边际效应而极大地提高拼音汉语的阅读效率，并且这些常用词的一目了然会因连锁反应而进一步推动对周围词语的理解。

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连写范式而增加语法信息，去弥补语义信息的不足。除了上述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的分化之外，看来拼音汉语还需要进一步对双音节的连写范式加以分化。汉语中双音结构占绝对优势。双音连写过多，也令人有连写法太单调的感觉。弥补的方法之一是将双音连写的方式适当分化一下。例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编写的中文泛读材料中将双音节的动宾结构，方位结构和动介结构分化为“小点半连写”、“短横半连写”和“隔音号半连写”三种形式（www.usc.edu/dept/ealc/chinese/reading），如：“上·学shang·xue、放·学fang·xue；身-上shen-shang、地-下di-xia；住’在zhu’zai（学校）、生’于sheng’yu（哪一年）”。这样，既可以反映口语节奏和增加语法信息，又不至于完全掩盖“词”的分界。这些形式分化，在汉字分词连写中，不是十分需要，因为汉字的语义信息已经足够丰富，用不用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在汉语拼音中，其促进辨读的功能会大得多。

这个原则还可以推广到同类三音节组合，如“天空-上tiankong-shang、桌子-下zhuozi-xia、战斗’在（前线）zhandou’zai”。此外，像“高不高兴”、“应不应该”这样的组合，分写成“高不 高兴”这样的形式显然不便阅读，也不能反映第一个“高”不是“高低”之“高”，而是“高兴”之“高”的事实。因此，不妨写作“高’不高兴gao’bu gaoxing”。事实上英语中的隔音号，基本作用也是表示“压缩、省略”，如o’er（over）、can’t（cannot）。

总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充分借鉴各国拼音文字的经验并进一步大胆创新，在拼音汉语中增加语义、语法信息是大有潜力可以发掘的。比起汉字来，拼音的一个特点是因为部件简单而具有极大的应变能力；这个优点还有进一步发掘的潜力。例如“我国、我党”就可以写作WoGuo、WoDang以增加视觉特征。

必须明白，汉语拼音不管如何改进，终究不能完全替代汉字的功能，因此我们不必对它求全责备（当然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汉字所不具备的重要功能）。拼音中文的目的是为了应付日常工作、生产、生活的一般需要，而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代替方块字，所以，我们不必、也不该采取普遍的同音分化。这样的话就不是汉语拼音化，而是汉字拼音化了。

正像汉字不能也不必在所有场合代替甲骨文，白话文不能也不必在所有场合代替文言文，简化字不能也不必在所有场合代替繁体字一样，拼音中文将不可能也不必要在所有场合同汉字对应起来。今天我们在特定的场合还是需要使用甲骨文，但谁能否认甲骨文以后的那些语言文字改革呢！并且拼音文字一旦进入实用阶段，在失去汉字某些功能的同时，必然会在广泛的实际运用中不断改进发展出其它一些方面的新功能，例如方便地吸收各地方言中一些用汉字难以写出的生动词汇，方便地吸收外来语等等，拼音文字这方面的巨大潜力恐怕远超出多数人的想像。

不难理解，初始阶段的拼音文字同成熟的汉字相比，弱点是明显的，但是它的潜力却不是一下子能够显示和实现的。我们必须放远目光，开阔思路，才能充分预见到它那巨大的适应能力。

七、余论：实践中摸索

汉字分词连写和汉语拼音化的讨论已经够多了，其边际效应早已明显递减。如今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起来，在实践中摸索。不妨采取既开放而又不失慎重的“不提倡、不禁止”政策。至少允许在少数场合先试验起来，如一些语言学著作中，或在语言学杂志中，应容许作者以分词形式发表文章。其次，在汉字使用的边缘地区先实验起来，例如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供外国人看的汉语作品中。这方面，对外日语教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文的常规写法虽然不分词，但是对外日语教材的初级读本中，通常采用分词连写（听说日本的小学日语课本，也有采用分词连写的）。由于电脑排版的普及，现在这样做在技术上很容易。

当然，一开始必然在分法上分歧很大，但这不至于严重影响使用。作为汉语一个方言的苏联的东干语，是采用拼音的，其分词连写的规律长期来分歧很大，但是并没有严重影响使用。

为了缓和改革的坡度，开始阶段的基本划分单位可以不是“词”，而是更大的句子成分，如一个句子分成“主语，若干状语，动词，宾语，补语”等几大块。又如，所有固定专有名词，不管多长，都可以当作一个复合词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连写，而不必写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这样可以减少空格，便于适应。以后可以再逐渐深入、细化。总之，开始时可以随作者之便，作者感到如何有利于读者就如何分割。这正如各人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不同一样，并无大碍。即使“一逗到底”，也比完全不用标点符号好。通过一个时期、一定范围的试验，会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办法。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是先有分写然后才有词的概念，是先分写了才成为词的，而不是先有了词的明确划分然后用于分写的；分写法发展主要是受实用、方便原则的引导，而不是受 语法理论的指导。汉语拼音连写法产生于语法学很发达的年代，反而多受了不少额外的干扰，不能像自然发展的拼音文字那样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这就好比在错误的经济理论强行指令下的经济，往往弄得一蹋糊涂，还不如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自然而然的经济，至少不会有在谬误。拼音中文的开发、试验和发展，也应主要通过实际的使用，不必受过多语法理论框框条条的束缚。这方面，听其自然的自由主义态度也许比人为地根据语法理论去主观设计更为有利。

我们当然不必完全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但必须注意这种指导只能是引导性、建议性的，而不能是强制性和指令性的。在理论和实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理论应该根据实际修改，因为实用的东西往往有某种潜在的、为我们暂时未能觉察的道理。或者理论至少是靠边站，不干扰实际使用。理论可能暂时同实用无关，这是可以容忍的（否则就是狭隘的实用主义了）。但理论至少不应妨碍实用，宁保理论而舍实用，那就成了可怕的教条主义了。